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应本报邀请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为上述2017年度十大刑事案件作了精彩点评，对这十大案件的典型意义及重大影响进行了深入解读。?

《人社部：坚决防范、及时化解各类欠薪矛盾纠纷》在李凤眼里，他们损失的远远不止这75万元，之前黄健国把自己全副家当再外借了其亲人一部分钱，凑齐了61.5万元买“古董”，这些钱法院并没有判决对方退回。后来事情发生后，他又企图“找关系”解决事件，还被一名老朋友骗了100万元。“整件事情中，我们损失了200多万元，还没有包括律师费。”李凤仍希望通过申诉来挽回一些损失。